国家卫健委：期待三孩政策“立竿见影”不科学
国家卫健委：期待三孩政策“立竿见影”不科学，生育决策的因素很复杂，近期国家和地方推出一系列的支持生育配套政策，国家卫健委：期待三孩政策“立竿见影”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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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国家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各地都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支持政策，但是2021年我国的出生人口仍旧在下降，有声音质疑政策和支持没奏效。
在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举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回应时指出，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不同，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短期内很难有明显效果。对于人口生育率的转变，期待政策“立竿见影”不科学。
那么，为什么我国新生人口数量持续走低？对于“不想生”“生不起”的意愿，政策如何改变？
我国育龄妇女打算生几个娃？
2020年开展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在经济发达省份，这一数据更低，例如，浙江省的总和生育率为1.0左右。
这里有一个专有名词——总和生育率，用来反映一个育龄女性到49岁时究竟生育了几个孩子。国际上通常认为， 1.5左右是总和生育率的一条警戒线。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对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进行了调查，2017年调查结果为1.76个，2019年为1.73个，2021年为1.64个，生育意愿也持续走低。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分析，近年来，我国生育率下降比较迅速，一方面由于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另一方面是群众生育意愿走低、婚育年龄推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未来一段时期，育龄女性不仅总数下降，而且年龄结构趋于老化。这是由于1997年后出生的、进入育龄期的女性数量减少，尤其是20—34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女性规模在2030年前下降明显。而1981—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作为主体，年龄结构趋于老化，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其他影响因素方面，受教育年限长，就业竞争压力大，婚育推迟现象突出等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从数据上看，这一影响使得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的上升。
哪几招让人更想生娃？
怎样才能让群众更想生娃？国际上有不少通行的办法。
“从全世界角度来看，欧洲最早经历了生育转变，生育率从高水平降到低水平。” 宋健说，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了低生育率的挑战，也采取了各种措施应对低生育率，概括来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时间支持，包括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相关的假期制度；第二类是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家庭发放津贴，给父母发放照护津贴，还有税收减免等政策；第三类是服务支持，包括社区托幼、托育机构、居家帮助、课后照顾等。由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不同，政策采取的侧重点不同、组合程度不同。
宋健认为，对于中国而言，推进性别平等、平衡工作家庭冲突、促进家庭发展的政策，对于生育水平的提升都有所助益。
我国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以来，各地各部门通过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积极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教育“双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三孩生育保险待遇、普惠托育服务、优生优育服务、提高特殊家庭扶助金标准等。目前已有25个省份完成条例修订，部分省份已制定实施方案。
免费生孩子、发住房补贴 一大波福利来袭
在浙江，为改善孩子出生后的住房条件，当地优化了保障性住房配给机制，对多孩家庭予以倾斜，提高三孩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并予优先放款。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曹启峰介绍，夫妻双方在子女3周岁内每年还有十天育儿假，工资、奖金、其他福利均照发。
在四川攀枝花，孕产妇住院分娩享受免费服务，同时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每个月补助500元育儿补贴金。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军峰表示，钱虽然不多，但是可以解决部分“奶粉钱”。
在江苏苏州，政府不仅支持幼儿园普惠建设，还支持社区、支持单位提供普惠托育的服务。
江苏省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盛乐说，“苏州对已经备案的社会办普惠托育机构给予每个托位一万元建设资金补助和300—800元/月的运营补助，达到每千人口婴幼儿托位数4.5的目标。”
“三孩政策实施后，各地积极探索、出台了配套支持措施，得到了群众的欢迎。”杨金瑞呼吁更多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聚焦群众在生育养育教育方面的急难愁盼，加快研究出台积极的支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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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陆陆续续踏上返乡之路的年轻人们，也许还有另一个担心，今年回家怎么应付催婚、催生？
中国出生人口已连续五年下降。
从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到2021年的“三孩”政策，国家和地方推出一系列的支持生育配套政策，是否不奏效？
“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效果。”在2022年1月20日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回应《财经大健康》记者时称，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不一样的，人口再生产的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生育决策的因素很复杂，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
虽然影响出生人口下降因素众多，但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抵消了“二孩”总和生育率上升已成事实。
常年致力于人口经济研究的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梁建章，向《财经大健康》记者分析，“我们研究的数据显示，各国鼓励生育力度和生育率平均拿出1%的GDP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提升0.1，当然这只是相关性，只能支持而不是证明鼓励生育有效。但也没有数据支持鼓励生育无效果。”
那什么样的政策有望扭转这一局面？
从直接发钱到买房补贴，你生还是不生？
自2021年“三孩”政策出台后，多地政府花式鼓励生育。
四川省攀枝花市是全国第一个直接发钱的城市，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补贴钱虽然不多，但是可以解决部分‘奶粉钱’。”四川省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许军峰说。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攀枝花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约3684元。
2021年11月，吉林省发文提供婚育信贷支持，为符合相关条件的注册结婚登记夫妻最高提供20万元婚育消费贷款，按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分别给予不同程度降息优惠。
房价，被视为阻碍生育的硬障碍，于是一些地方政府提出减轻育龄家庭居住负担。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发布《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中，对生育“二孩”“三孩”的当地户籍常住家庭，在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此外，政府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优先予以保障。
江苏海安市的“二孩”家庭得到的优惠是，在买房市场价基础上每平米降价200元，“三孩”家庭每平米优惠400元。
从“房”入手的思路，为多地接受。北京、广东、陕西多地的公租房政策向多孩家庭倾斜，如北京多孩家庭无需轮候抽签市公租房，可直接凭选房通知单去选房。
不过，因为收入高出北京公租房政策的标准，30岁的北漂陈柏享受不到这一催生政策的红利。
陈柏在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和妻子年龄相仿，婚龄也有几年了，一直没生孩子。
在双方父母支持下，陈柏在北京五环外买了套房，已经比很多人幸运。每个月除去还房贷，陈柏家收入足够生活，然而一旦生育，势必打破平衡。
五环外，没有太好的学校。一旦有孩子，大多数人得考虑租住或者买靠近学区的房子。陈柏如果想进入四环内找学校，北京的学区房，较近的划片中关村三小的蜂鸟家园小区，2022年1月在链 家网上每平米的价格超过17万元，50多平米的一室，房价轻松突破900万元，已经超过一些上市公司全年的利润了。
“我担心生活质量下降，一去不复返”，面对生育的选择，这是陈柏和妻子的第一想法。
在北上广，还是有一大群陈柏们在观望。对他们来说，生孩子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如果脚跨到了河对岸，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无法回头。
“人口学界几年前就达成共识，首先必须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但是没什么作用。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通过物质激励刺激人们的生育意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智勇告诉《财经·大健康》记者，配套的措施同时跟上去才可能有效果。
90后、00后，婚和育都是一个抉择
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婚育推迟十分突出，尤其是在大城市。
“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杨金瑞指出，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到2021年下降到1.64个。
“如果明知道现在的生活状态足够好，为什么要结婚生孩子？”90后的杨洋从未规划过生孩子的年龄，“等到想生的那天吧。”
杨洋已经32岁，在北京的一家文化企业工作，周围有不少丁克家庭，“他们生活得更洒脱，感觉个人的状态也比有娃的要好一些。”
和男友相恋近五年，杨洋还没有结婚的打算，“如果不为了生孩子，领证这个程序也没什么意义。”。虽然相识之初，男友就表现出了“成家”的意愿，但杨洋也坦率地说出“只是交往看看，没有结婚计划”的想法。
杨洋的男友也是北漂一族，家里支持在北京买了房子，收入也“过得去”。虽然年纪比杨洋小几岁，但观念相对传统，“人就应该结婚、生孩子”，除此以外并没有其他理由。
时间一长，男友就开始各种暗示，“今天参加了哪个同学的.婚礼，明天又去了哪个同事孩子的百天宴。”杨洋知道男友并不想给自己压力，但又按捺不住试探她的态度有没有转变。
对于男友的尊重，杨洋其实很感动，于是也开始找已婚的同龄女性朋友们交流，想知道她们当初“投身婚姻”的动力。“至少我收到的反馈全是后悔的，劝我尽量不要往坑里跳。”杨洋得出的结论是，生孩子这件事，女性付出的一定要比男性多，能接受再生。
生活的每一笔痕迹都在做决定前开始显现，“我妈妈是一位内科医生，在我读高中时，辞职来陪读。”杨洋的记忆中一边是母亲义无反顾的付出，一边是作为女儿的压抑和叛逆，“不想失去自我，我有属于自己的社会价值要实现。”
2018年，中国单身的成年人口高达2.4亿。和婚育率较高的上世纪末相比，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增大，“35岁的职业瓶颈”焦虑就摆在眼前，只能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接受教育、投入工作，对婚姻和家庭诉求的排位越来越靠后。
为了减缓职业女性的焦虑，各地陆续推出延长产假的福利。如浙江在国家规定产假基础上，为生育一孩女性延长产假60天，“二孩”、“三孩”延长产假九十天；在子女三周岁内，夫妻双方每年各享受10天育儿假；除产假待遇由生育基金保障外，其他假期的工资、奖金和其他福利待遇照发。
陕西更是给生育“三孩”的女职工，再给予半年奖励假，配偶也增加护理假十五天。
然而，杨洋更担心，延长产假期间会降低她们在工作中的竞争力，工资会减少，不利于未来就业，“很少有人能真的两者兼顾”。
华景的产假还剩半个月的时候，就赶回单位工作了。华景在一家国企工作，相对稳定，内卷也不严重。部门原本有两个领导，其中一个因为身体不适，要长期休病假，华景得到了晋升的机会。
升职一年后，就在华景休产假的四个月里，一直“休病假”的同事恢复上班了，三个人当中势必有一个人要被调整。华景得知消息后也尽快赶回工作岗位，即便工作上丝毫没有懈怠，但华景最终还是被调回了原来的岗位，工资也下调，“谁让赶上我生孩子了”。
产假其实是世界各国鼓励生育的主要方式之一，还包括育儿假、陪产假等假期制度。
“假期不是事，带薪产假可能才是事。”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认为，问题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够将带薪产假真正落地，特别是要明确假期的成本分担机制，否则可能就会影响女性的收入保障，甚至是加重女性的就业歧视。
70后、80后，谁帮着看娃？
在中国一个二线城市，有房有车，有稳定的工作，85后的胡婷犹豫不决，在生二胎和养宠物之间，最终选择了后者。
胡婷有一个女儿，已经9岁，上小学二年级。因为自己是独生子女，胡婷一直想生个二胎，能让女儿有个伴。
“实在照顾不过来，家里的老人也帮不上忙”，胡婷的父亲已经65岁，有心脏病不能劳累，母亲还要照顾年近90的奶奶。胡婷只有在工作实在忙得脱不开时，才偶尔麻烦母亲接送女儿上学。
“再生个老二真是容易垮掉。”胡婷说。
为了减轻家长带娃压力，2021年起，北京、上海、武 汉等城市陆续组织开展面向小学生的暑期托管服务，提供学习场所，开放图书馆、阅览室，开展体育活动等，但不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
除了解决后顾之忧，还有地方从源头入手，增设辅助生殖机构。至少12个省市决定大力发展辅助生殖技术，这和面临生“二孩”、“三孩”的人群年龄相关。
因为对年龄更大的70后和80后多已有一孩，她们是当下多孩的主要目标群体，可是她们的生育能力已经开始衰落，想生却不能生的也不在少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估算，2020年，在200个育龄妇女（15岁—49岁）中，就有一个人是想生却没能如愿的。
35岁及以上生育者即为高龄产妇。2018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披露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17年全国35岁以上高龄产妇的比例为13.57%。
男人的生育能力也堪忧。中信湘雅人类精子库是中国最大的精子库，入库监测数据显示，精子合格率正连年下降，在2006年—2015年十年间，由45.9%降至17.7%。
为了帮这些愿意生的人实现愿望，如四川省未来五年计划增加辅助生殖机构20家，安徽、陕西、江苏的计划是不超过10家，上海也可能会由18家辅助生殖机构增至不超过24家。
让杨洋意想不到的是，一位决定丁克多年的朋友在去年底生孩子了，“她已经42岁了，风险很大的。”这位朋友自己也没想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喜欢孩子，最终还是决定自己生一个。
“其实我也不讨厌孩子，不过我不希望自己到了不能生的年纪再后悔。”杨洋的身体也发出了一些警告，“医生说现在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想生孩子，就早一点，避免以后风险更大。”
对当初的困惑，杨洋依然没有找到答案，但在和男友商量后，两人决定去做一次全面的生育检查。
现在每隔一段时间，陈柏和同在民企供职的妻子免不了聊起这件事——年龄、住房、工作、父母养老，家庭生活的每个切面都在隐隐提醒着他们。
他坦言，外界讨论和口头鼓励，其实无法说服一个家庭做出“生孩子”的决定。
杨金瑞介绍，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着眼于生育、养育、教育等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出实招、出硬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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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继续回落，成为近段时间的热点话题。为何近几年出生人口持续下降？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落实有哪些进展？如何让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落到实处？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有关专家作出回应。
多重因素造成出生人口下降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经初步核算，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这一数字低于2020年的1200万人和2019年的1465万人。出生人口数为何持续下降？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说，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生育顾虑等；此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
未来我国出生人口数量是否会持续走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认为，这需要综合育龄妇女总数、育龄妇女年龄结构以及生育率等因素来看。
“育龄妇女数量取决于以往的出生队列规模。”宋健说，1962年至1975年以及1981年至1997年我国出生人口规模均超过2000万人，在死亡水平缓慢变化的条件下，不同规模出生队列人口进入育龄期将影响育龄妇女总数。未来一段时期，1981年至1997年间高出生队列仍是我国育龄妇女的主体，但后续进入育龄期的妇女数量在缩减，由此导致育龄妇女总数持续下降，内部年龄结构趋于老化，这将给出生人口带来较大下行压力。
宋健认为，未来能否平缓出生人口下降趋势，关键在于生育率能否有所提升。这就需要加快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缓解群众面临的压力，推动适龄婚育，提振生育水平。
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优化生育政策落实
“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就是希望防止出生人口进一步下滑，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杨金瑞说。
废止《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等3部行政法规；印发《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年）》；实施妇幼健康保障工程，2021年支持427家县级妇幼保健院提升服务能力；推动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2021年支持建设了6.1万个普惠托位；开展计划生育家庭帮扶工作……国家有关部门积极行动，多措并举推动优化生育政策落实。
一些地方推出了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生育支持举措。例如，修改后的《浙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的基础上，生育一孩延长产假60天，生育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江苏省苏州市对已备案的社会办普惠性托育机构，给予1万元/托位的建设资金补助和300-800元/人/月的托位运营补助；四川省攀枝花市在全国率先推出育儿补贴金政策……
政策何时能够见效？杨金瑞说，人口再生产周期长、影响因素多，生育决策的因素很复杂。目前，三孩生育政策实施时间还不长，配套的积极生育支持措施也在陆续出台中，短期内很难显现出明显效果。不过，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着眼群众最期盼的生育、养育、教育等工作推出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出实招、出硬招，进一步推动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政策落地需做好衔接，保障育龄女性权益
宋健介绍，各国生育支持措施大致可分为三类：时间支持，包括产假、育儿假、陪产假等假期制度；经济支持，包括给儿童的津贴、给家庭的津贴和给父母的各种照护津贴，以及税收减免政策；服务支持，包括社区托幼、公立托育机构、居家帮助、课后照顾等。
“推进性别平等的、平衡工作家庭冲突的以及促进家庭发展的政策，对于生育水平的提升都有所助益。”宋健认为，我国现在所采取的发展普惠托育、延长产假、设置育儿假等措施就属于这样的政策，同时，国家应继续鼓励从地方入手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经验。
宋健认为，要让生育支持措施落到实处，增强育龄女性生育意愿，需要做好政策衔接。例如，要落实生育假期制度，生育成本应由国家、企业和家庭共同分担，利用政府补贴、税收减免手段等多种措施，适当分担用人单位的成本，从而减轻家庭特别是育龄女性的后顾之忧。
针对女性在职业发展和婚育抉择方面的困境，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认为，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既要从家庭内部鼓励代际支持和男性参与，也要从家庭外部提供更多社会支持。
“鼓励女性经济参与和社会参与，我们应该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融合现代文明理念，倡导适龄婚育、代际和谐、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的新型家庭文化。”贺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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