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净增48万人，鼓励生育措施需完善
2021年净增48万人，鼓励生育措施需完善，“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2021年净增48万人，鼓励生育措施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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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宏观数据，最让人关注的是人口数据。
最新公布的人口数据确实发人深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组数据：2021年人口净增长48万人，其中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出生率0.75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034%，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预计1.15，低于2020年的1.3；2021年新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43%，预示21～35岁生育旺盛期妇女的生育意愿相对更低。
数据佐证我国确实正在进入低生育状态。为此，很多学者纷纷献计献策，最新的是任泽平团队，建言央行每年多印2万亿元设立鼓励生育基金，让全民补贴生育人群。
这些鼓励生育的建议出发点是善意的，其立论建立在低出生率是一种“灾难性”现象，具有不可逆性。但笔者认为，我们在面对人口低出生率现象时，需要更加谨小慎微地对其进行定义和评价，否则很容易扭曲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增加不必要的经济社会成本。
其实，家庭规模是一种微观决策，人口规模和结构是影响宏观决策者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参数，用宏观决策机制去影响家庭微观决策，容易造成扭曲，因为宏观决策在立意上就带有明显功利色彩。
用“适者降临”对人口自然增长状态进行解释性评价，可能要比单纯的人口数量决定论，能更好地解释人口自然增长现象：在经济和技术欠发达时代，人们将人口作为一种耐用品投资看待，人丁兴旺是短缺经济下人们追求更好生活的必要条件，适龄妇女的生育率普遍较高；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生产技术进步，人均产出获得极大提升，人们对时间愈发敏感，尤其是妇女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变成职业女性，人们具有了节育意识，再加上避孕等医疗卫生技术的完善，人口增长开始由高增长转向中低增长。
这种人口自然增长状态的变化，集中反映在家庭的成员决策函数，正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型，人口数量红利正在逐渐被人口质量红利更替，这种理念的变化直观地体现为家庭生育成本的上升，即人们在决定家庭成员规模时，更强调人力资本的投入和追求，而非人口数量的满足。
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技术更新换代频率的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强度日益激烈，所有适龄劳动力都体现出对时间敏感的特性，即适龄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要提高其适应能力，避免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需要具有活到老学到老的人生信条。这意味着处于生育期的父母，缺乏更多生育和养育的精力，因为扩大家庭成员规模的机会成本太高了，小孩从成长到成才，需要支付的成本和投入的精力是过去家庭难以比拟的。
当前人们就家庭成员规模的决策，在降低总和生育率的同时，却给社会带来了更高的人口质量和人口成才率，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人力资本的产出率及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虽然都维持在低位，但所带来的经济增加值却是过去无法比拟的，因此一些人认为的少子化与老龄化的遭遇，会放大社保缺口，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等，并不一定站得住脚。
不过，即便低生育率不可逆，鼓励生育的扭曲操作也不可取。要有效鼓励人们生育，政府需要做的不是“鼓励生育基金”，而是不断完善公共治理能力，搭建完善的担保和防护型保障体系，为人们提供免于匮乏和恐慌的自由。通过实现财政由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型，完善社保福利体系，为人们提供敢生、愿意生的保障体系，将更有利于激励人们将生育纳入家庭决策。现在很多问卷调查发现，生不起、不敢生是人们不愿生的主要因素之一，这恰揭示出我国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上的缺位和不到位。
总之，人口低生育率是现象而非原因，拨开现象迷雾，找寻并矫枉导致低生育率的.原因，摒弃扭曲操作的方法论，完善公共服务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让家庭在家庭成员规模的微观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可能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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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等和人口领域专家出席，介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的进展和经验做法情况，并答记者问。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20日表示，“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此外，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同时，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发布会上表示，各地各部门积极行动，推进优化生育政策任务落实。一是取消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有关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二是各部门积极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教育“双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三孩生育保险待遇、普惠托育服务、优生优育服务、提高特殊家庭扶助金标准等。三是各地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积极出台支持措施。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组织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研究出台更多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我们也将及时总结各地的先进经验，做好宣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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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在石家庄市妇产医院孕妇学校，教练员指导孕妇进行孕妇球操训练。新华社发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1年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然增长为0.34‰。2021年末中国总人口比上一年末仅增加48万人。
国家统计局此前曾发布2020年的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这意味着，2021年的出生人口又较此前一年下降了138万人。
“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杨金瑞表示，首先是我国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重要因素。”
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
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2017年调查为1.76个，2019年调查为1.73个，2021年调查降到1.64个。
此外，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加重了生育顾虑。“相关配套支持政策还不太衔接，托育等公共服务不太健全，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杨金瑞说，新冠肺炎疫情也对部分群众婚育安排产生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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