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建议央行多印2万亿建立鼓励生育基金
任泽平建议央行多印2万亿建立鼓励生育基金，1月10日，“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称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任泽平建议央行多印2万亿建立鼓励生育基金。
任泽平建议央行多印2万亿建立鼓励生育基金1
“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让未来更有活力，而且不增加老百姓、企业和地方负担，我们研究认为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最务实有效可行。”
1月10日，任泽平团队发布了《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该报告随即引发了热议。
在报告中，任泽平表示，低生育的主要原因是生养孩子成本太高、房价太高，占比分别为41.5%、27.2%，因此降低生育养育成本是主要出路，建立鼓励生育基金的支持率高达66.5%。
他表示，推出鼓励生育基金刻不容缓。
中国生育率低于日本，养老金缺口日益增加
报告认为，全球的总和生育率数据，欧洲是1.6，北美洲是1.8，拉丁美洲是2，大洋洲2.4，亚洲2.2，中国1.1，日本1.34，非洲是4。中国生育率已经低于日本。
从老龄化看，由于计划生育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2020年中国老龄化达13.5%，2021年左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33年左右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中国未富先老问题突出，美日韩老年人口比重达13.5%时人均GDP均在2.5万美元以上，而中国仅1万余美元。人口老龄化使得社保收支矛盾日益凸显，养老金缺口将日益增加。
“剩男”问题日益突出，2020年已达3490万，到2040年或约4000万。此外，失独家庭已达百万。
大家为什么不生？晚婚晚育+高房价等成本抑制
大家为什么不生？任泽平认为有两方面原因：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
首先是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中国结婚率2013年见顶回落，离婚率持续攀升，2013-2019年离结比从26%攀升至44%；晚婚晚育现象日益突出，1990-2015年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主要初育年龄从20-27岁推迟到22-29岁。因婚姻市场匹配问题及单身主义等，“剩女”规模快速增加至约600万，学历越高“剩下”的概率越大。
其次是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7倍。房价快速攀升，2004-2018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8%，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中国占了一半。“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不指望90后？要抓住75-85年最后的窗口
任泽平报告中一个观点引发了网络热议。
该报告称，一定要抓住75-85年还能生的时间窗口，抓紧出台鼓励生育基金，再不出台就晚了，不要指望90后00后。我国育龄妇女正在以每年300万-400万的速度在下降。
原因也很简单，就是75年-85年的这批人还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而90后和00后不要说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
根据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的单身成年人口还有2.4亿，其中处于独居状态的就有7200万人，预计到2021年这一数据可能会涨至9200万人。
除此之外从2013年起我国的新婚登记人口人数也是一年不如一年，2020年年新婚登记人数只有813万对。所以，想要鼓励生三胎还是要看75年-85年的这批人。
延长产假用处不大？同时要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
任泽平报告称，女性休假长度和生育率高低相关性很弱，其中原因在于延长女性休假时间与保障其就业权益存在一定矛盾。
产假过长可能会让女性在职场中面临更大的歧视和排斥，提高就业门槛、降低职业升迁机会。如德国的女性生育总假期长度为42.6周，但2017年生育率仅为1.57；而英国的总假期长度为11.7周，但总和生育率为1.79。
因此，保障女性休假必须与规范劳动力市场、加强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完善父亲陪产制度的举措同步推进。
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15岁及以上）从73.2%降至60.6%，大幅下降12.6个百分点，但在全球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尽管中国保护女性就业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少，但职场的性别歧视仍然较为严重，1990-2019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的差距从11.6个百分点扩大到14.8个百分点，而全球、美国、欧盟、日本男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均呈缩小态势。
完善儿童0-3岁托幼服务体系是关键
报告认为，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大量兴建托幼机构，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大部分OECD国家通过政府新建托幼机构和鼓励私营托幼机构发展来支持生育，2017年OECD国家大部分0-2岁入托率在10%-60%之间，平均为34.2%。此外，韩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还出台政策鼓励（外）祖父母隔代照料孩子，以减轻父母压力。
其中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接近2。法国2017年0-2岁入托率达56.3%，远高于OECD水平。日本通过三次“天使计划”扩大托幼服务，并且制定了“待机儿童零作战”计划。意图将需要进入保育所、但由于设施和人手不足等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的“待机儿童”降为零。
目前我国除了0-3岁托育服务不足外，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9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
公立幼儿园供给大幅下降，许多家庭被迫选择价格昂贵的私立幼儿园，2001-2019年全国幼儿园所数从11.2万增至28.1万所，公立幼儿园在园人数占比未有回升，从83.1%降至43.8%。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
OECD经验：发放经济补贴对提高生育率有用
在国际上，按生育率走势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法国、瑞典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以上的国家；二是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总和生育率停滞在1.4左右的国家。
发放经济补贴，2015年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2.4%，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存在一定相关性。
目前法国已建立比较完善、多样化的津贴制度，涵盖幼儿出生、养育、托幼、对父母收入损失的补贴等多个环节，且补贴金额依据家庭收入和孩子数量等存在明显差异。根据OECD数据，2015年法国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重为3.7%，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高于OCED平均水平的2.4%。
2015年除土耳其外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例均在1%-4%范围，平均为2.4%，。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国家，生育水平越高。如冰岛2015年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3.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71；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05。中国在2018年新个税改革时将3岁及以上子女的教育费用纳入税前抵扣范围，金额为固定1000元/孩/月。
日本鼓励生育力度较弱，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仅1.6%，低于OECD32国的平均水平2.40%，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
窗口期尽早全面放开生育，大力鼓励生育
报告认为，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第三轮婴儿潮的峰值在1987年，中后期出生人口尚处于35岁之前的主力生育年龄，特别是1990年后出生的人口尚处于25-29岁最佳生育年龄。一旦错过第三轮婴儿潮，未来再想提升出生人口，则将事倍功半。并且，全面放开，宜早不宜晚，必须尽快。
必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解除家庭（再）生育的后顾之忧，让更多的人想生、敢生且把孩子养好。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尽管不鼓励非婚生育，但对非婚生育的女性及其子女仍需给予一切平等权利，特别是落户、入学等方面，不得歧视。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
任泽平建议央行多印2万亿建立鼓励生育基金2
任泽平又刷屏了。
1月10日，“网红经济学家”任泽平发布《解决低生育的办法找到了——中国生育报告》称，“建议尽快建立鼓励生育基金，央行多印2万亿，用10年社会多生5000万孩子”“一定要抓住75-85年这一代还能生的时间窗口”“不要指望90后00后”……
这一报告的“亮点”实在太多，以至于这篇所谓的中国生育报告，与其说是决策建议，不如说是热搜关键词集合。
离开恒大之后的任泽平，在宏观经济研究领域的专业能力是否有所提升，外界不得而知。但作为当下典型的“网红经济学家”，不得不说，他博取公众眼球的能力却日益精进。
作为宏观经济研究者，任泽平此前一直以房地产趋势判断而引发市场关注。如今他跨界到人口政策研究，当然勉强也说得过去。因为老龄化和少子化，直接会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远景未来。但即使是他此前的观点多有挑战常识的地方，大家也依然把他看作一个专业的研究者。
可如今提出这样的雷人建议，无疑使得他的专业性大打折扣。
我们退回到他的政策建议本身来看，即使媒体报道时确有截取、他的报告原文也进行了所谓的专业数据论证，但事实上这种论证模型，和我们当下面对的现实并没有什么关系。
这种研究无视了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更没有意识到经济转型升级，在政策制定上所面对的压力和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他低估了个人的选择和个体的权利：比如被他点出的75-85后，恐怕就会生出“为什么总是同一拨人”的荒谬感。
再以他所建议的“央行超发两万亿”为例，听起来仿佛是找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但央行印钞绝不是开动印钞机那么简单，对于物价、货币价值、资产价值都会产生难以预估的连锁反应。作为经济学博士，任泽平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而知道这一点，却依然提出缺乏常识的公共建议，只能说就是为了博取流量、有意为之了。
宏观调控和人口政策的制定，是一项科学精密的决策过程，而不是“任泽平式”的哗众取宠。它理应建立在对个体选择和生活方式的尊重之上，并且需要权衡利弊、考虑多方面因素并作出对未来的.精准洞察。
说到底，生育是个人和家庭基于生存环境和个体需求作出的综合性决策，它需要从政策环境、社会养育成本、个人特定条件等多方面综合考量。如何提供更有利于生育决策的社会环境，才是鼓励生育的出发点所在。
从这个角度来说，还好，任泽平说了不算。
任泽平建议央行多印2万亿建立鼓励生育基金3
离开恒大的任泽平，并没有离开经济研究的前沿，目前什么经济话题最受政策关注？生娃，确切地说是如何挽救下滑的生育率，80后生了不想再生，90后直接犹豫生不生，再后面的还没到生育年龄，怕是到了也不想生。
经历了地产理财泡沫的任博士，痛定思痛，直接给出了解决答案——印钱。
而且起步就不能少了，要给出足够的刺激，他给出的数据是2万亿，而且是在经过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也就是说，任博士并不是跟当初万达老王一样随口喊出来的小目标，而是一个清晰的措施。
具体来说概括这么几个措施：
一、增加生育目标是多生5000万，具体计划每年多生500万（注意不是出生数量，是多出生500万）。这个是靠计算出保持代际人口平衡的底线数字。
二、这个生育基金2万亿，按GDP算出来的，占比2%，直接在GDP中划出一部分来作为预算。
三、这样印钱看似是增加了通胀，让全体分摊了成本，但是由于个人、政府、企业都没有钱，所以不能直接转嫁成本，只能间接通过印钱来让全社会承担。
不愧是专家，后面列举了之前的一系列严谨成果，原来对人口预测做了这么多报告，不过之前无论是在券商还是房企，任泽平的研究方向必然离不开人口红利这个因素。看到这里作为一个80后，直拍大腿，任专家你怎么不早发声啊，我们生孩子早的没赶上你建议的政策啊。
虽然
即使有了政策也未必就愿意生，这是宏观层面分析，并非我个人角度，但有政策起码能解决一部分成本，国家给补贴就多了一些可能。
其实任泽平的这番观点虽然有点学术理论的意思，具体实施显然更复杂，但是这个事情大方向倒是靠谱，起码是一个值得试一试的点。而后在完整的对外发声中，任博士还提到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件事，因为目前75~85这批人还具备生育能力，且生育意愿比后面年轻的要强烈。
也就是说先用政策去刺激最有意愿的群体，而且这批人目前在30~45岁之间，是社会上总体经济状况最好的一批人，工作多年有积蓄而且赶上了之前的经济红利期，总体处境可能比后面90后要更适合做决策去生孩子。
其实我觉得目标针对80后这代人，还是有个观念的原因，而并非经济原因。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经济环境好、福利环境好的国家，也未必就有生育率回升的迹象。比如新加坡、日本都在补贴生育，孩子生出来直接给钱；还有西欧部分高福利国家，普通人压力小，养孩子不花钱，但也就那样。我只能说任泽平这个建议是一种尝试，搏一搏。
然后紧跟着网上的吐槽就来了，一种是说这个方法太简单粗暴，而且真正生育得靠现在年轻人而不是人近中年的80后，另一种略有点水平分析每年印2万亿的钱会直接导致通胀，这个锅还得大家来一块背。难道说曾经年薪1500万的任泽平这不是在搏一搏生育率，这是在博眼球？
其实不能断章取义，很多人顶着他发的那点微博上的几句话，其实这么短内容说不清楚这个话题。任泽平团队的报告向来长篇大论，内容充实，也许不一定都对但肯定没那么简单。而且脱离房企恒大回归研究的任泽平也不可能靠噱头来维持。
说白了这是钱的事情，也不是钱的事儿。
纵观发达国家的福利覆盖水平，孩子从出生到上学家庭的支出很大依赖国家福利，但是国家福利来自税收，高比例税收也等于是所有人在均摊抚育后代成本。在某些国家甚至将补贴生育的福利称之为“变相的单身税”，你不结婚生子，你交的税就给别人用，例如德国，有孩子的家庭、是否结婚等等都影响家庭成员收入的纳税比例，大家各不相同。所以福利也好、印钱也罢，就是钱的事情怎么分配，去鼓励什么而已。
说不是钱的事儿，因为后面的年轻人生育的动力不全是成本问题，经济条件好了，生活选择多了，诱惑也多了，享受生活的机会多了精力有限不如用来给自己而不是消耗在孩子身上。一个小孩子不仅仅是吞金兽，而且也是时间消耗的无底洞，孩子长大了父母也老了，估计00后的想法是享受自己的人生，而不是为他人的人生负责，所以不生人。
观念的崩塌和更迭不是一下子出现的，也不会有单一的原因，而且观念是不能强求的，能强制的只能是政策，例如福利、税收等等。但是政策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成本投入增加，比如说如果父母双方享受更长的产假，用人企业的负担是国家补贴么？在没有这个补贴的时候，企业是尽可能降低招聘适龄生育的女性的，这就是一个社会倒逼人们做取舍的地方，要升职不要生殖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综上所述，用政策推一把，起码现在还有可能，如果不能在大家习惯不婚不育之前，让大家接受在福利条件下生孩子，那么以后即使陡然增加福利也难以转变生育率下降的局面，那时候经济好了更不生，靠政策就刺激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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