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需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
中国人口红利需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人口发展是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我国已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中国人口红利需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
中国人口红利需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1
国家卫健委1月20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但是这个窗口期即将关闭。
有记者提问，出生人口走低是否说明我国人口红利正在缩小或者消失？我国人口红利从数量走向质量的路还有多远，应该如何促进这样的转化？
宋健表示，人口红利的确是这些年特别热的一个概念，本身是一个人口经济学的概念。其实从人口学的角度，我们认为人口红利是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人口红利叫做“结构红利”。人口的年龄结构可以分为三块，中间的一块是劳动年龄人口，另外是少儿人口，还有老年人口。所以，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一方面生育率下降使得少儿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例原来还没有那么高，就造成了中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特别高的局面。这个局面叫做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机会窗口，不一定真正能够成为红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抓住了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收获了人口红利，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如何来判断未来的走势？宋健表示，现在出生人口下降，实际上，0-14岁少儿人口比例还会继续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迅速。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但是这个窗口期即将关闭。
宋健表示，未来我们要把结构红利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我们要充分挖掘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女性人口，要把人口红利中的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充分实现出来。
中国人口红利需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2
人口发展是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21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人类人口发展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与内在演变规律，我国早期人口过快增长导致人均收入在低水平徘徊的“马尔萨斯陷阱”现象，自1971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得以控制，进入人口与经济社会良性循环发展阶段。但与中高收入国家人口发展趋势类似，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生育意愿持续下降，我国已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但只要采取适度鼓励生育政策，将城乡生育率稳定在2019年的水平，全面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顺应人口发展基本趋势，优化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就可以基本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人口红利助经济快速增长
早期人口过快增长导致出现“马尔萨斯陷阱”现象。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收入水平提高会刺激人口生育率、出生率和增长率上升，但人口增速提高又会直接降低人均收入水平，摊薄人均社会资源，挤占资本积累，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形成一定程度的“马尔萨斯陷阱”现象。我国曾出现过类似低收入国家的“马尔萨斯陷阱”现象，早在民国初期，面对积贫积弱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少学者就把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人口过快增长视为中国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1960—1990年，我国人均GDP一直在480—770美元的低水平波动，均值为629美元。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有外部封锁、自然灾害等因素制约，人口高增长也是重要原因，1990年我国人口增加到11.35亿人，比1960年的6.6亿人增加了70%，同期按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GDP规模仅从4954亿美元增加到6058亿美元、增加了22.3%，人均GDP反而从743美元降为534美元、降低了28%。
20世纪90年代起人口红利助经济快速增长。人口较快增长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丰厚的人口红利，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提高，抚养比率下降，有利的人口条件推动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人均GDP进入持续上升时期。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1990年的77.27%提高到2006年的81.61%的峰值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速远高于其他国家人口红利显现阶段的经济增速。2006—201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小幅度下降，从2006年81.61%降到2013年的78.78%，但仍比同期其他170个国家高近15个百分点，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推动作用依然强劲。201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快速下降，从2013年的78.78%降为2019年的73.74%，年均GDP增速也降为7.63%，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正在随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其占比的下降而不断弱化。
人口形势呈现新特点
人口总量继续增长，但增长率下降。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比2010年增加了7000多万人，增长5.38%。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3亿人，其中，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净增长48万人。我国人口增长率在1966年达到2.83%的峰值后逐渐下降，1980年降到1.26%，1998年降到0.96%，2019年进一步降到0.36%。目前我国人口增长率低于高收入国家。
劳动年龄人口基本稳定。2021年末，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8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62.5%；60岁及以上人口2.6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人口2亿人，占14.2%。
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我国总和生育率在人均GDP为767美元的1966年达到了6.38人的'峰值，1971年降到5.4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总和生育率开始持续大幅下降，在1992年人均GDP为564美元时，总和生育率为1.98人，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1999年进一步下降到1.59人后略有回升，2011年回升到1.63人。在2011年“双独二孩”、2013年“单独二孩”、2015年“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逐步放宽影响下，总和生育率明显回升，到2019年回升到1.7人，但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再次下降到1.3人。我国总和生育率低于同一发展水平下国家的总和生育率。
人口出生率随总和生育率同步下降。我国人口出生率在超前总和生育率三年、于1963年达到51.87‰的峰值后，随总和生育率同步下降，到2019年降为10.93‰。加上育龄妇女人数下降的影响，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幅度很大，从1971年到2019年下降了73.44%，同期中等偏下、中等偏上、高收入国家分别下降了45.26%、50.8%和43.5%。2003年后，我国人口出生率降到接近高收入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低水平。
人口死亡率明显下降。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医疗健康条件的持续改善，我国人口死亡率在1965年就降到9.5‰的低水平，到1979年进一步降到6.21‰的超低死亡率水平，到2000年基本稳定在6.58‰左右。此后，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口死亡率趋于上升，到2019年回升到7.1‰。我国人口死亡率明显低于相同时期中低收入国家的死亡率水平。
现代社会人口“倒U形”现象
现代社会人口“倒U形”发展是各国的共同现象。从中高收入国家人口发展经验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生育率、人口增长率下降是必然趋势，人口老龄化加速是难以改变的基本趋势。受发展水平和人口政策不同的影响，各国达到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峰值的时间不同。梳理1960年以来统计数据较完整的171个国家（地区）人口与经济发展情况，各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出生率和增长率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呈明显的“倒U形”发展态势。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分别在1993年和1983年达到人口增长率“倒U形”发展的峰值，目前处于较高出生率、低死亡率、较快人口增长状态。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率在1963年即达到峰值，1991年后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状态。高收入国家在1974年后就进入增长率低于1%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状态。
从我国来看，人口增速放缓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1971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作用也逐步显现。此外，“养儿防老”“多子发家”的传统生育理念已发生重大转变，追求个人高品质生活的不婚、晚婚、离婚等现象日益增多，住房、教育、医疗等高成本也成为抑制生育意愿的原因。受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我国总和生育率、出生率、增长率等指标明显低于同一发展水平下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
老龄化推升社会总抚养比
总和生育率与人口出生率下降的直接结果是年轻人口占比下降。1974年以前，我国处于超多子化状态，1960—1974年0—14岁人口占比高达40.67%。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总和生育率大幅下降，0—14岁人口占比也迅速下降，2006年降为19.72%，2016年降到17.99%，2019年降为17.8%。不过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等生育政策逐步显效，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人口比2010年增加了3000多万人。
人口低速增长导致人口老龄化。生育率和0—14岁人口占比下降、人口低速增长以及预期寿命提高，导致人口迅速老龄化。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在1971年以后快速上升，从1971年的3.82%提高到2019年的11.47%。其中，2002年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到7.08%，步入老龄化社会。2008年以后老龄化程度提升幅度加大，每年升幅从2008年的0.103个百分点扩大到2019年的0.551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趋势，预示着我国有可能很快进入老年人口占比超过14%的深度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推升社会总抚养比，对人口代际平衡与养老保障体系可持续性造成冲击。1997年前后，西欧、北欧、日本、加拿大、美国等人口老龄化严重国家养老保障体系都出现严重困境。2020年我国有10个省份出现城镇养老保险基金当期收不抵支。
三孩政策效果将逐步显现
2011年以来三次放宽生育政策限制已对育龄妇女生育率起到了明显促进作用，国家抽样调查的2012—2019年生育率水平已比根据2000—2010年生育率内在趋势所模拟预测的趋势值高2.9%。
为更好把握我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2011年到2019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中国人口结构模型”，对鼓励生育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显示，“全面三孩”政策及相关配套鼓励生育政策实施后，只要将城市、镇、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基本稳定在2019年31‰、57‰、51‰的水平，即将城市、镇和乡村育龄妇女生育率在由2000年到2010年生育率内在趋势基础上分别提高6%、2%和5%，就能够大致实现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城市育龄妇女生育率大幅低于镇和乡村生育率，城镇化程度不断提升可能对未来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产生影响。
生育政策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短期影响远小于10年以后的长期影响，保持城乡生育率基本稳定，短期内仅会让人口规模小幅增加，但影响会逐年加大，与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相比，保持城乡生育率稳定情景下的人口规模提高幅度，将从2022年的0.1%逐年扩大到2050年的6%。
中国人口红利需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3
1月17日，备受关注的2021年主要经济数据出炉。
初步核算，2021年中国的GDP总量首次突破110万亿元大关，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1%，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相比于GDP的强劲增长，去年人口增加48万，这是自1962年以来人口增长量最低的一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我国人口负增长何时到来？这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零增长”早有预兆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放缓态势明显，多个省份出生人口创下新低。
这从最近一些省份陆续公布的2020年人口出生数量中可见一斑。
以户籍人口第一的河南来说，《河南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河南新出生人口数量为92万，这是河南统计年鉴从1978年出生人口有记录以来首次低于100万。
同为中部人口大省的湖南，2020年人口出生率为8.53‰，为1950年以来新低。2020年湖南出生人口为56.64万人，也是1962年以来首次跌破60万人。
除了相对“能生”的河南和湖南，江苏、吉林等地的出生人口在2020年也都创下新低。
在人口死亡率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出生人口的降低无疑是导致人口增长下降的主要原因。
人口“零增长”提前到来引发公众对人口负增长的担忧。
零人口增长的绝对意义是指当年的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相等，但发生这样巧合的概率几乎不存在，所以根据已经实现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的经验和模式来看，零人口增长通常以某个时间段衡量，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时间点或者某一年。
2020年我国的净增加人口是204万，2021年净增加48万，人口自然增长率虽然是0.34‰，相对于14亿的中国人来说，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零增长”的区间。
对于“零增长”的到来，有学者表示，从人口增长的变化来看，“零增长”比预期来得要快一些，原本的预计是“十四五”末期，但是2021年是“十四五”的第一年，中国就面临了人口增长新困难。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没有什么悬念。
人口“零增长”背后，是育龄妇女的减少。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能否一直保持人口数量第一也备受关注。
此前，根据联合国的测算，我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14.6亿的峰值后趋于下降，到2050年为14亿。
▲人口“零增长”背后，是育龄妇女的减少。图/unsplah
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总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减少。15-49岁育龄妇女人数，2019年的比2018年减少500多万人。
而2016-2018年15-49岁育龄妇女减少的数量分别为491万、398万和715万。2018年和2019年减少的数量较以往明显增多。
在17日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指出，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比上年减少，人口出生率下降。主要原因之一是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
2021年，15-49岁育龄妇女比上年减少约500万人，其中21-35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减少约300万人。
增量在减少，总量没有减少
对于人口提前进入“零增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侯海波曾表示：“外界之前对中国人口将减少的担忧其实来自增量的减少担忧，但是人口总量还是继续保持增长。”
宁吉喆在此次发布会上也强调，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总量将保持在14亿人以上。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虽然中国人口目前保持在14亿多的规模，但是人口具有队列效应，1998年龄段适龄生育数量比1990年龄段适龄生育大幅减少，如果这部分年龄段生育意愿下降，未来中国人口能否保持14亿规模还是存在一定压力。
对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下降，宁吉喆表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目前仍有3亿多育龄妇女，每年能保持1000多万人的出生规模，人口总量将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人口增长出现大幅下降可能与新冠疫情也有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推迟了年轻人的婚育安排。国际上多项调查研究发现，疫情发生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有所下降。
▲资料图。图/吴江 摄
据统计，受新冠疫情影响，许多韩国年轻人近两年都推迟了结婚和生育计划，导致“婴儿荒”现象进一步加剧。韩国统计厅去年年末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韩国总人口（含在韩居住外国人）为5175万人，较2020年的5184万人减少9万人。这也意味着韩国人口出现负增长，为有统计以来首次。
此外，出生人口减少问题更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宁吉喆也表示，人口增速放缓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老龄化、少子化也是发达国家乃至一些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的问题。
人口素质提高有助于释放二次人口红利
低生育现象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的重要人口特征。
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前景》报告显示，从1950年至2020年，全世界的总和生育率（TFR）由4.97下降至2.47，其中，发达国家的相应指标由2.82下降至1.64。
2021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3，根据这样的规律，我国已经在生育率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水平状态运行了30年。
但也应该看到，人口增长下降的同时，我国人口素质也在不断提高。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中，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18亿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8930人上升为15467人。
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67年提高至10.75年，文盲率从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
人口素质的提高也将有助于释放二次人口红利。
在改革开放的前40年间，凭借人口红利，我国融入国际分工，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李培林曾表示，我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维持比较优势，就要大力推动培训和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这是我国新的人口红利所在。
据相关预测，到2030年，我国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规模将达3亿，占全部劳动年龄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数字到2050年将达5亿。这意味着，我国未来将拥有全球最大规模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群体。
新常态下，人口老龄化问题值得关注。
作为人口大国，我国也正处于“青年波”向“老龄峰”过渡的时期。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按照这个标准，2021年，我国已经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
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
以法国来说，法国由年轻型的国家过渡到老年型的国家用了约150年，中国人口结构从年轻型过渡到老年型，只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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