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我国正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带来了一系列挑战，我国正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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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当一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当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2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达9420万人，占总人口7.3%，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5岁以上人口为19064万，占比高达13.50%，即将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预测，到206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3.98亿，占比达29.83%。
总人口增速降低，老年抚养比上升
我国自2010年以来，总人口增速开始放缓，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山东、四川、重庆、上海、辽宁、江苏和安徽7个省市的老年抚养比超过20%，老龄化问题加速显现，养老压力进一步加大。
出生人口走低，少子化带来养老压力
生人口的持续减少是人口老龄化加重的一个重要因素，“等我们老了，谁来给我们养老”成为很多人“灵魂深处”的发问。出生人口的持续减少意味着接下来为养老金缴存社保的人会持续减少，养老金的缺口可能会越来越大，引发对未来生活的担忧
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速度远超发达国家
65岁及以上老人预计在2022年超过14%，由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这一过程仅用22年，远快于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法国（140年）和瑞典（85年），也快于美国（72年）。发达国家老龄通常发生在高收入阶段，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多在二千美元以上，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时多在三万美元以上，但我国该数字分别为一千和一万美元
人口结构30年发生显著变化，60岁及以上人口增速“过快。资源、资金短缺，养老矛盾愈加突出
我国养老补贴覆盖人群有限
据国家卫健委《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截至2020年底，全国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3.8万个，同比增长11.8%。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3853.7万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享受高龄补贴的老年人3104.4万人，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81.3万人，享受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人535.0万人，但与超2.6亿的整体老年群体相比，覆盖范围仍非常有限。
目前我国养老服务床位数量仍处于较低水平
据2020年国家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0年底养老服务床位823.8万张，增加62.4万张，增长速度远高于2019年，总数和每千人床位数均有较大增长。以25388万的老年人口计算，每千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超过32张，约为32.4张，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50~70张/千人的水平。
我国养老产业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攀升，呈现基数大、高龄多、空巢多、失能多、慢病多的特点，养老形势严峻，老年护理的压力和需求量巨大。我国养老服务人才总体处于短缺状态，考虑到家庭成员照顾、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等因素，全国至少需新增养老护理员200万名以上，缺口巨大
我国老年人收入较低，城乡差距较大
根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城乡老年人收入水平差距较大，老年人收入水平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先下降、后上升的“U”字形。因居住分散、养老观念相对保守、青壮年流失等问题，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更需得到重视和关注
自2016年伊始养老金上涨幅度开始放缓
2005年以来，我国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实现了16年连续增长。2021年全国已有16个省份提高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省级基础养老金最高每月上涨100元。除城乡居民养老金上调外，今年职工基本养老金也实现了连续上调。
养老金收支缺口逐年上升
2020年，职工养老保险收入2549.8亿元，同比减少381.9亿元，下降13%；基金支出2584.4亿元，同比增加373.2亿元，增长16.9%；基金当年赤字34.6亿元。--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0）
从基金收入支出角度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增速持续低于支出增速，而征缴收入与支出的差额已为负值且缺口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测算，在“大口径”（包括财政补助）下，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于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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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比例上升较快，老龄化已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2021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但同时，随着老年人力资源供给和消费需求的增加，银发经济将会“引爆”许多新兴消费市场和投资领域。
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带来系列挑战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达到18.7%，有2.6亿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有1.9亿人。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很快，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面对这种形势要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刻不容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
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至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个百分点。与上个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
张立群认为，老龄化将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2021年，一系列关于人口发展的重要政策出台。7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大卫用“少子老龄化”来概括我国目前人口问题的特点。“一方面生育率较低，另一方面老龄化进程较快，这会引起我国人口结构、增长动力、消费能力等系列重大变化。”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既是挑战也存在机遇。”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从挑战方面看，人口老龄化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
老龄化也将带来银发经济新机遇
意见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积极培育银发经济。业内专家认为，应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定位出发，建立覆盖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和管理体系，树立新的老年消费理念，扩大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
宁吉喆认为，人口老龄化能够促进银发经济发展，扩大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而且，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张大卫认为，应从供需两方面发展银发经济。“老年人，尤其是低龄老年人拥有巨大的人力资源的红利。从供给方面看，银发经济要开发老年人的人力资源潜在价值；从需求方面看，要树立新的健康养老消费理念，激发老年人消费活力。”
随着老年人人力资源供给和消费需求的增加，银发经济将会“引爆”许多新兴消费市场和投资领域。
“老年健康旅游、绿色饮食、医养结合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老年人的心理慰藉、亲情关怀需求会创造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养老器械、康复照护器械、老年人日常起居出行的辅助设施、家庭设施改造、城市适老化改造等等，都是老龄化将带动的新兴消费市场和投资领域。”张大卫说，“发展银发经济的同时，还应注重数字化技术和平台的应用。”
此外，随着老年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一些新的职业和就业机会可能大量涌现。
“健康养老服务今后要职业化、专业化、组织化。例如，健康照护师将成为一个新的热门职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超4000万失能老年人面临照护难题，未来五年健康照护师需求量达1000万-1500万人，将带动大量的就业。”张大卫说，“养老的基础一定要扎在社区和乡镇，要引入社会资源，把社区、乡镇的养老事业和养老服务产业打通，就会创造出非常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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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21年我国人口数据最新情况。根据通报，2021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含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
数据还显示，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822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5%；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城镇化率为64.72%，全国人户分离人口比上年增加1153万人；其中流动人口38467万人，比上年增加885万人。
1月17日，中国人口学人口政策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数据来看，我国人口出生率再创新低，人口已经进入“零增长”区间。另外，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数量都在增长，人口“高流动性”特征更加明显。陆杰华表示，人口流动对我们经济发展来讲是个好兆头，但是怎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即将面临的全新议题。
相较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继续下降。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丁金宏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指出，社会将逐步适应这一趋势。“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
出生率创新低，人口发展进入零增长区间
专家：要抓住不想生、不敢生的痛点综合施策，把生育稳定在合理水平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1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和2020年的数据对比，我国出生人口数减少138万，人口出生率下降1个千分点。
陆杰华指出，出生率创新低，从总量上来说，侧面反映出人口增速更加缓慢，从自然增长率来看，人口发展进入“零增长”的区间。
丁金宏则对此表示，现在的育龄人口是计划生育出生的这一代人，跟他们父母那一代比，生孩子的人数下降很多，即使生育意愿不下降，出生人口数也会变少。何况生育意愿在下降，所以出生数还会进一步收缩。而岁数大的人越来越多，死亡率没有降低，这两个因素叠加或将导致人口走向负增长。
陆杰华表示，下一步怎样改变婚恋观，降低生育成本，是保持适度生育水平最关键的一个方面。
“2021年我们放开‘三孩’，很多省份延长了产假，提出了育儿假、育儿津贴，但我觉得还是要抓住生育主体不想生、不敢生、不愿意生这些痛点来综合施策，我们才能将生育稳定在合理水平。” 陆杰华如是说。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专家认为或倒逼社会经济发展转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末，我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822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5%，较2020年公布的数据有下降。
“这并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首次下降。”丁金宏表示，这是年龄结构导致的，60年代生育高峰的人逐渐退出劳动年龄，90年代出生的人进入劳动阶段，出得多进得少，在一段时间内会持续下去。
丁金宏认为，社会将逐步适应这一趋势。“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
陆杰华同样表示，劳动力数量和比例在下降，预示着以劳动力数量为红利的机遇期正在过去，但这也是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新的机遇。“下一步需要正视问题，逐步从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走向质量型的人口红利。”
陆杰华认为，需要思考如何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力在全球竞争环境下的动力和活力，这样才能在比例下降的同时，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这是我国从人口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本强国一个很好的机遇。
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专家：老龄化速度比预期要快，需加快“适老”制度改革
“按照此前预测，‘十四五’末期我国会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但是按照今天公布的数字来看，如果我们用65岁来作为标准的话，2021年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陆杰华表示，随着1962年出生的人进入老年阶段，老龄化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
数据显示，2021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
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当一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则认为该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当这两个指标翻番（即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2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14%）的时候，则认为该国进入“老龄”社会，也可以说是“中度老龄化”社会。
面对这一形势，陆杰华建议，需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的过快增长，包括养老资源配置以及其他“适老”制度的改革。
人口流动性增强，专家称制度改革攻坚点在一线城市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50429万人，比上年增加1153万人；其中流动人口38467万人，比上年增加885万人。
陆杰华认为，这意味着人口流动性进一步增强，“这是我们之前没有预料到的”。
陆杰华表示，人口的高流动性对经济发展来讲是个好兆头，但是怎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面临的全新议题。“特别是要推动一线城市、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户，让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流动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如果制度跟不上，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阻碍人口要素的有序流动。”
陆杰华表示，流动人口落户需求和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紧密相关。“‘十三五’期间大家都关注小城镇、二线城市，但我觉得改革的示范和攻坚应该是在一线城市，因为吸纳的流动人口较多，有着示范表率的作用”，他认为，一线城市需要改变“只要人，不提供公共服务”的弊端，才能留住人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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