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开始投入太空大基建
资本开始投入太空大基建，2021年也见证了富豪们对太空探索的热情。除了商业价值，太空的战略价值也日渐凸显。地球外层空间注定变得越来越拥挤，资本开始投入太空大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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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火探日探月、太空商业游开启、电影摄制组首次上天……从20世纪60年代的“新边疆”，到如今各国、企业争先布局的“新前沿”，寂静的太空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迎来最热闹的一年。
过去一年太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场景也让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于占福印象颇深。“2020年疫情刚发生时，我们当时就判断涉及人员流动、餐饮、旅游、零售等场景的行业受到的影响会非常大，”他说道，“而在一众行业中，航空航天制造业则属于受疫情影响较小的行业。”
不仅如此，由于疫情影响，地面基建领域的投资受到了冲击，但投资太空基建从2020年以来势头愈发迅猛。
在于占福看来，太空探索技术在2021年集中式爆发有巧合因素，“无论是各国探月探火探日的计划，还是去年底等待25年之久的‘鸽王’韦伯望远镜的发射，其实这些项目早已在不同的时间点启动。只是在这两年里，各个项目都碰巧进入到了一些关键的突破期。”
但他也强调，要推动太空探索的技术进步或者实现突破，则需要很高的技术含量，往往涉及长期和巨量的投资，项目宏大且坚定，因此，疫情当前，这一行业的韧性依旧非常强劲。
下一个投资前沿？
在2021年，国际空间站（ISS）迎来了等待14年之久的“科学”号（Nauka module）实验舱。“科学”号实验舱的到来，对于老旧的国际空间站而言，能为空间站宇航员开展科学实验提供更大空间。由于美国、俄罗斯、欧洲的多项太空任务都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使得国际空间站变得异常拥挤。扩大空间，已成为国际空间站的当务之急。
4月29日，国际空间站迎来了中国独立自主建造运营的载人空间站。此后有6位中国宇航员先后进入太空。截至2021年12月30日，中国全年航天发射任务全部完成，航天发射次数达55次，位居世界第一，发射次数和航天器数量再创历史新高。于占福认为，过去一年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取得的各种成绩说明，中国在全球航天体系里按照自己既定的时间表走得非常精确。
2021年也见证了富豪们对太空探索的热情。当马斯克一手创建的SpaceX公司在2020年成为首家将宇航员送入预定轨道的私人科技公司后，SpaceX在2021年开始涉足越来越多与太空相关的“第一次”。比如，在2021年1月24日，SpaceX又一次刷新历史，用一枚猎鹰9号火箭一口气把143颗卫星送上太空，打破了印度PSLV火箭于2017年创下单次运送104颗卫星的纪录。9月中旬，SpaceX又将世界上第一批全平民机组人员送入太空轨道，进一步为太空旅游行业打开了大门。
尽管马斯克本人在2021年并未亲自进入太空，但这并不妨碍他的亿万富翁同僚们、同时也是竞争对手，进入太空。去年以来，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和英国亿万富豪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贾里德·艾萨克森（Jared Isaacson）就先后进入太空。据悉，马斯克本人也预订了未来的维珍银河太空之旅，只是他会选择何时升空尚不清楚。瑞银集团就在2021年5月预计，到2030年，太空旅行市场规模可达30亿美元（约合190亿元人民币）。
布莱斯太空CTO卡里萨·克里斯滕森（Carissa Christensen）早就嗅到了“太空经济”的魅力。他表示，两种新型投资者的到来为行业带来了变化：首先，亿万富翁群体对太空充满热情，正在尝试用新业务实践改变市场；其次，风险投资由于成本过高鲜有涉足太空经济的状况也在发生改变，可重复使用的火箭零件降低了发射成本，小型卫星也逐渐发展，并在数据经济时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据航天技术天使投资平台Space Capital发布的太空科技投资报告，2021年三季度全球共112家太空科技创业公司获得投资，融资总额为87亿美元。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自2012年以来（截至2021年三季度），本行业全球共1654家公司获得投资，累计融资达2312亿美元。
除了商业价值，太空的战略价值也日渐凸显。在火箭的重复利用方面取得突破后，马斯克又涉足星链太空互联网的研究。此前，马斯克表示，星链太空互联网的延迟时间约为20毫秒。于占福告诉第一财经，相对于当前常规通讯方式250毫秒的延时，一旦真的实现这一太空通讯，那将引发相当大的战略竞争优势，10倍级的延迟时间差别甚至可能就是一种降维打击。
技术发展呼唤新规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有意愿、有能力进入太空，地球外层空间注定变得越来越拥挤，也是不争的事实。去年发生的“星链”卫星接近中国空间站事件，俄罗斯通过反卫星（ASAT）武器试验从而导致轨道碎片云事件等，急待国际社会进一步规范这片人类鲜有涉足的区域。
此前，中国常驻联合国（维也纳）代表团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普通照会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发射的星链卫星，在2021年先后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对中国空间站搭载的航天员生命健康构成危险。出于安全考虑，中国空间站组合体针对有关美国卫星，两次实施“紧急避碰”。
于占福认为，中方采取外交渠道去沟通，说明国际社会还是要去通过联合国推动、制定一些涉及太空资源使用的协议等，“最终还是要用规则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前外空领域公认的国际法基石是1967年通过的联合国《外空条约》（the Outer Space Treaty），但德银在“2022年资本市场关注的十大主题”中认为，上述制度却无法约束当前太空技术“武器化”的发展趋势。其次，在防卫与研发方面，各方依旧游走在模糊的边界，并没有就具体的使用达成一致。
“虽然太空，乃至外太空的一举一动离我们人类地表生活很遥远，但归根到底它还是有很强的国家利益色彩。”于占福说道，“如果没有公认的国际规则来约束太空资源的开发和使用，非常可能出现对空间在轨资源的掠夺式抢占。”
德银已将“太空竞赛”列为了2022年全球资本市场的十大主题之一。德银解释道，在过去几年中，空间的重要性激增，因为发射成本的下降导致轨道上的卫星数量增加，从而增加了对它们的依赖。“除了军事用途之外，未来的冲突肯定也会聚焦在针对依赖卫星的通信、GPS和金融应用方面。”上述报告写道。
于占福告诉第一财经，如今各国一方面在加强自己的技术，另外一方面也推动在太空领域的一些国际秩序的建立，“过去，各方更多的是比产品、比技术，现在已经触发到必须得推动全人类在太空资源的使用上建立相应的规则和准则。显然是更多元了。”
在于占福看来，最早国际社会是靠想象或者是其他领域的经验、地面资源以及交通使用的经验给太空定一个初步的规则，但在当前先进技术的发展下，就会发生一些难以想象的危险情况。“这时各方就会觉得，缺乏规则可能会出现重大的财产与人员的损失，因此急需非常严肃或者立刻回到规则的问题上。”
德银认为，“每个人都希望其他人都遵守规则。然而，太空规则已经过时。地球上空的紧张局势似乎将放大地球上的紧张局势。太空威胁已经成为地缘政治谈判的话题，到2022年，它们可能会成为前沿和中心。”
在于占福看来，太空，是个典型竞合并存的领域。“在涉及关键或者敏感技术的‘卡脖子’领域，相信任何国家都不会放开，”他说道，“但在一些利于全人类发展的领域，比如卫星观测等，各国还是能找到相当多的合作议题。”但于占福也强调，各国对于太空探索的研究不会因为竞争而割裂，“我们将看到一个奇特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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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太空的历史有其高潮和低谷。我们已经见证了许多史诗级的科学突破，也曾目睹了空间成为政治争夺的工具。如今，探测器和飞行器所能探索的深空宇宙已远超过往，旅行者号甚至抵达了星际介质；我们也正在考虑殖民其他星球，并且坚信已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但关键问题并不在于能否做到，而是，我们应该去做吗。太空旅行合乎伦理吗？你喜欢探究真相吗？你经常感到好奇吗？如果是，就快来关注我们吧！
从广义上讲，伦理是一套道德原则体系，它影响着我们的日常选择。判断一件事是否合乎伦理，主要取决于对个体和集体的利弊权衡。因此，提及太空旅行就需要在，航天任务本身的危险加对其他星球构成的威胁，与对人类整体的造福程度之间进行权衡。
以NASA为例，不妨先想想：太空研究对人类有好处吗？实际上，我们今天在用的许多技术，都得益于这些研究。自1976年以来，NASA每年都会出版Spinoff，其中列出了一些源自(至少一部分)太空研究而向公众开放的新技术——平均每期约有50项，包括激光眼科手术、卫星GPS、假肢、3D打印、记忆泡沫和净水技术等。
NASA的研究，让许多先进的外科手术成为可能；而对宇航员的密切监测，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人体的极限和潜能。由于NASA和其他航天机构的工作成果，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地球家园——包括气候变化、空气质量、水和土壤等。综上所述，太空研究能有效拓展生命的长度、广度和深度，从而助力现代社会建设，对人类的好处是巨大的！
但太空旅行作为一项职业，它的高危性也无可否认。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宇航员时刻面临的机械故障、技术故障和坠毁的风险。如果飞船或宇航服在发射或飞行途中出现故障，那将是一场重大而致命的灾难。此外，太空环境不仅毫不宜居，还会以缓慢、隐蔽的方式损害人体。失重会引起肌肉萎缩和骨骼退化，同时也会损伤视力、扰乱免疫系统。由于宇航员经历的极端隔绝，人们对太空旅行可能引发的心理影响也有很多担忧。
另一个长期风险是辐射，NASA认为这是太空最具威胁性的因素之一，可能会在航行过程中及之后的日常生活里，持续损害宇航员的中枢神经系统，并引发癌症。因此，虽然现代宇宙飞船的防辐射装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先进、完备，部分科学家始终反对长期的外太空任务。
危险的真实性毋庸置疑：无论是飞行任务中还是训练过程中，都发生过宇航员牺牲，也出现过宇航员受重伤。然而，虽然缺乏对宇航员总体健康和身体状况的客观统计，普遍认为，鉴于接受过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与普通人相比，他们不太可能死于心血管疾病等自然原因。所以，虽然宇航员的工作环境比较危险，但他们的身体也比普通人更抗造。而道德与否，也应该是上层领导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截至目前，话题仅说了一半；尽管从微观层面考虑已经出现各种道德困境，我们依然需要从宏观层面去想一想。我们处在一个已经开始考虑殖民其他星球的时代——但是应该去做吗？我们有这个权力吗？这是横亘在行星保护法和太空研究实践之间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阻止人类污染太空的行动大多在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COSPAR）的指导下进行。1967年，随着《外太空条约》的.签署，一些指导方针得到了更新。其中一项就是，在进行太空探索时，我们应该要有，努力避免在太空留下生物痕迹的意识，而现今殖民其他星球的想法，已经对此构成严峻挑战；且人类，也在对星际污染愈加麻木的路上越走越远。
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与巨大未知之间的较量。因为从未在地球以外的地方生存过，所以无法准确预测人类的存在会对那些地方产生什么影响。然而有些人认为，人类存在对地球产生的影响，正是我们不该去肖想其他星球的原因。比起已经引起的气候变化和大规模森林砍伐等问题，更严重的是，人类在地球的基本生物存在已经影响大气结构，导致细菌传播，改变了地球的运行方式。
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想在太阳系内其他地方生存，从一开始就要开展外星环境地球化工作。因为等不及其他星球自然演化到宜居条件，要立即实施大规模、根本性的改造措施。可是如果真能迁居，火星的地貌，金星的云层，真的能改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吗？如果在遥远的未来，我们成功殖民了另一个星球，但又同样耗尽了它的资源，引起了它的气候变化，那么当初的殖民还是正确选择吗？如果有一天，人类成为能在星球上跳跃的高级种族，并走上不断找寻新宿主的路，身后将是一连串的死亡地狱。这是一幅相当悲观的人类图景，我们甚至会因此被贴上“寄生”的标签，但也正是它，突显出太空伦理的重要性。
相对而言，与预期实现的目标相比，人类仍处于太空探索的初期阶段，正是时候制定基本规则，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宇宙中不存在其他生命的假设之上。如果到访过的星球，或目标殖民星球上存在生物，那么所有生命是否平等，将会成为新的争议点。
人类会为了外星物种的利益杜绝星际旅行吗？还是会继续本质为入侵的探索计划？《外太空条约》在诸多方面都存在争议，尤其是涉及到其他星球生态系统保护的问题。理论上讲，人类的一个脚印，就能把所有的致命病原体带到地球以外的任何地方，而任何潜在的生命形式也都有可能因为人类的存在而受到直接威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无论人类前往何处，都会改善当地的太空环境，毕竟在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们对地球也有正面影响。
又一次，我们被巨大的未知束缚了：没有人知道，人类到访对另一个星球的影响究竟如何。所以对此，要么长远考虑，做出预测并承担风险；要么谨慎保守，停在原地，无为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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