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疫情间迎来“小婴儿潮”
北欧疫情间迎来“小婴儿潮”，疫情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量大幅下降。不过北欧国家一枝独秀，出生人口不降反升，其中以冰岛最为显著，北欧疫情间迎来“小婴儿潮”。
北欧疫情间迎来“小婴儿潮”1
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生育率低迷带来的挑战。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前景》报告显示，从1950年至2020年，全世界的总和生育率（TFR）由4.97下降至2.47，其中发达国家的相应指标由2.82下降至1.64。欧洲老牌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起步早、周期长，东亚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起步晚、转变快。但无一例外，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都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加速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使人口总量陷入负增长，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挑战，不少低生育率国家出台了直接或间接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效果却差异很大。法国、英国、丹麦、瑞典等国生育率明显回升，希腊、意大利、韩国等国却始终在极低生育率水平徘徊。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政策思路效果比较好？
发达国家生育率分化
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18年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数据中，约一半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一般认为是2.1左右），其中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东亚和南欧。
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变化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国家是保持稳定生育率的“优等生”，其生育率始终处于缓慢下降的过程中，虽然也曾触及短暂的低位，但总和生育率最终稳定在1.8左右的水平，如西欧的法国、英国和北欧的丹麦、瑞典、冰岛等。法国1990年代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1.6～1.8之间，2000年以后回调至1.8以上，英国、丹麦的总和生育率在2006年以后也回调至1.8以上。但是，受欧洲整体经济下滑的影响，挪威、荷兰、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最近几年有明显下降的趋势，2018年均低于1.6。
第二类国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低生育率阶段，2010年之后缓慢回升，但生育率总体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和日本。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至2010年的整整20年间均处于1.4以下，2018年回升到1.57；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1997年至2012年均处于1.4以下，2018年仅回升到1.42。德国和日本均为二战后崛起的工业强国，国家财力雄厚，面对长期的低生育率，两国在近些年增加了儿童福利政策的投入力度。
第三类国家的生育率曾快速下降到极低水平（通常指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但近年来有明显回升趋势，如中东欧的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等。受苏联解体的影响，经济和政治使中东欧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迅速下降，在2000年前后下降到极低生育率水平，2010年之后呈现回升趋势，其中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在2015年回升至1.77后，又开始掉头下行。
第四类国家的生育率已下降到极低水平，且回升趋势仍不明朗，如南欧的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东亚的韩国、新加坡等国。相比于西欧和北欧，南欧的生育率下降晚但速度很快，大约在20世纪末就达到极低生育率水平，在2010年左右曾短暂回升，但受近年经济不景气影响，生育率波动明显，回升乏力。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在经历快速人口转变后，总和生育率在本世纪初达到极低水平，韩国更是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84。
综合来看，发达国家的生育形势不容乐观。
它们为何成为生育“优等生”
为了鼓励生育，发达国家采取了不少措施，政策标配主要包括经济补贴、税收优惠、假期支持和社会抚育等。
经济补贴包含生育津贴和儿童津贴。比如，挪威的母亲生产后可领取38750挪威克朗补助金；日本给0~3岁儿童每月发放1.5万日元补贴，给3岁以上至小学毕业的儿童每月1万日元补贴。
税收优惠是经济补贴的间接形式。德国的高收入家庭可以选择以税收减免的方式获得儿童津贴，2010年每个儿童的平均免税金额为984欧元。英国、西班牙等国均有类似的政策。
法定的产假和育儿假是为职业父母照料子女而设立的。法国的妇女生育第一胎有20周全薪产假，生育第二胎则有40周全薪产假；瑞典的父母可以共享480天的带薪育儿假。
社会抚育机构可以帮助母亲重返就业岗位。丹麦1~5岁儿童进入托幼机构的比例高达90%，大部分费用由政府承担；日本从2019年开始实施幼儿教育免费。
这些政策在各国实施的力度和时间均不相同。作为生育“优等生”的法国、瑞典、丹麦等国的相关政策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政府主导的福利政策体系不仅普惠国民，而且足够慷慨。
依照丹麦学者艾斯平·安德森关于福利国家的划分，丹麦、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具有鼓励生育作用的家庭福利政策是这些政府主导的国民福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普惠性来看，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18岁以下的儿童均可获得政府补贴；从公共性来看，它们以公立托育机构为主来解决托幼问题；从慷慨度来看，这些国家的家庭福利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始终高于欧洲其他国家。
二是深入人心的中立性别观念在生育和养育环节得到了体现。
北欧的性别平等观念被认为是其保持稳定生育率的重要因素。挪威是世界上第一个颁布父亲配额育儿假的国家，只要父亲在孩子出生前的'10个月中至少工作6个月，就享有休育儿假的权利，父母共享49~59周的带薪育儿假，其中10周的父亲配额育儿假不可转让给母亲。瑞典的父亲休育儿假还会得到额外的“性别平等奖励”。挪威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父亲使用育儿假的比例持续上升，照料子女和家务劳动的时间也呈上升趋势，这与生育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是普遍主义与平等主义引导了“去家庭化”理念。
北欧的家庭政策基于其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观念，即所有公民都有权享受基本福利，也应该平等地承担家庭和社会责任，最终形成民众负责工作纳税、国家承担养老抚幼责任的福利模式。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的政府学前教育补贴不仅涵盖3~6岁儿童，也包括1~2岁儿童，形成了以公立机构为主，私营机构为辅的托幼体系，最大程度地帮助了母亲重返就业岗位。
四是以推动女性充分就业为目的来平衡职业与家庭。
高福利国家的高福利水平是建立在高税收和充分就业基础上的，其家庭政策一直以促进两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平等为目标。为了促进女性充分就业，瑞典的生育假不仅有孕期假和带薪育儿假，12岁以下儿童的父母每年还有120天的临时育儿假。法国提供了多样化的幼儿保育模式，主要有“母亲的助手”、住家保姆、托管保姆、公立托儿所、企办托儿所、医办托儿所、“城市希望”托儿所等等，政府利用各种方式给予保育支持。其结果是，瑞典、丹麦、法国、挪威等国不仅拥有较高生育率，其母亲就业率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也处于较高水平。值得一提的是，芬兰将托幼现金补贴直接给到家庭，而非补贴托幼机构，使得芬兰母亲的就业率明显低于瑞典和丹麦。
福利政策也要辩证看
鼓励生育的政策能否起到提升生育率的作用？这一问题的答案目前还存在较大争议，需审慎对待。
首先，经济补贴是最常用、最直接的方式，却因负担重且短效而受人诟病。
经济补贴必须能够有效降低家庭的养育成本才能产生作用，因此政府需要为此支付巨额儿童福利金，可能会以牺牲经济发展效率为代价。高福利体制一直被认为是拖累欧洲经济的绊脚石。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洲各国不打算增加甚至在下调家庭政策的支出。
澳大利亚、俄罗斯、日本等国的人口学专家学者则指出，经济补贴具有短效性，经济奖励会促使原本有生育计划的妇女提前生育，缩短生育间隔，由于社会整体的生育意愿并没有明显改变，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很快又会继续下行。而且，经济激励对低收入家庭的作用更明显，高收入家庭的生育计划并不会因此发生改变。
其二，产假长短和产假津贴对生育的影响因地而异。
延长产假的确能帮助职业女性分配更多精力照顾儿童，但过长的产假会加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追求经济效益的企业会因此避免使用有生育需求的女性劳动力，这可能反过来又降低了女性结婚和生育的意愿。因此，关于产假长短与生育率关系的研究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结论。
产假津贴被认为对生育率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其来源在各国存在差异，产假津贴可能会加重政府公共支出压力，以及社保基金或企业的负担。
其三，“社会化”的儿童保育和家庭性别中立理念对生育有积极影响。
北欧国家的研究证实了让社会机构承担儿童抚育责任对生育率有明显正向作用，瑞典在性别平等方面的社会建设也被认为是提高生育率的决胜法宝。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领域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瑞典早在1939年就通过了“有酬就业妇女不得因怀孕、分娩或婚姻被解雇”的法案，但性别平等的理念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深入人心。北欧国家1~2岁儿童进入托育机构的比例超过了一半，这与东方亲密育儿的理念也显得格格不入。应该说，社会政策植根于历史和文化的土壤，无法轻易复制。
美国为什么特别
美国没有专门的生育支持政策，其总和生育率虽然也在持续缓慢下降，但目前仍然保持着1.7~1.8的水平，这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与美国接收的跨国移民存在很大的关系。
美国一直是跨国移民最大的目的地国。截至2020年美国共入境移民5100万。尽管欧洲裔白人的生育率一直较低，但少数族裔的生育率仍然较高，这使得美国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生育水平。
但是，外来移民使得美国的种族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人口普查局预测，21世纪中叶的美国人口族裔结构中，白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将从目前的66%下降到46%，少数族裔将从40%上升到54%。其中，拉美裔增长最快，将达到人口总数的29%。这对美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稳定均可能构成较大挑战，加剧社会分裂。正因为如此，很多国家在对待移民问题上均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北欧疫情间迎来“小婴儿潮”2
疫情期间，冰岛医院的床位不够了。不过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急需床位的不是新冠肺炎的患者，而是即将生产的孕妇。
疫情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量大幅下降。如在2020年，美国的生育率达到了历史最低，法国在当年出生的人口数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少的。
不过北欧国家一枝独秀，出生人口不降反升，其中以冰岛最为显著：在2021年第二季度，冰岛出生人数比常年平均高出16.5%；芬兰和挪威出生率也分别增长了7%和5%。
生活在挪威的华人学者、同样也是孩子母亲的张女士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于这一结果，她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在她看来，主要是因为北欧国家有社会福利兜底，疫情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因为疫情导致在家办公，属于个人的时间增多，这些都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医院病床不够用了
在2021年第二季度的“婴儿潮”后，冰岛一直在努力扩展产科的病床数。
其实早在2020年12月，冰岛医院就首先注意到，来做产前检查的妇女急剧增加。赫雷达尔斯多蒂尔（Thomsen Hreiarsdóttir）是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最大医院Landspítali的首席助产士，全国70%的婴儿都出生在这家医院。她表示：“我们当时觉得这也就是几个月的事，再过几个月数量应该就会下来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乎她的预料。
到了2021年夏天，大量婴儿出生，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冰岛不得不从德国、波兰，甚至远到澳大利亚招募助产士，不过人手还是不敷使用，最终只能将已经退休甚至70多岁高龄的助产士召回应急。不过每个月都有那么几次，因为产科的病床数严重不足，医生只能将急需生产的妇女推进急诊室分娩。
赫雷达尔斯多蒂尔根据产前检查的数量估算，在2021年整年，冰岛的生育率大概提高了9%。对于赫雷达尔斯多蒂尔个人来说，这意味着更大的压力，一方面是助产士人手不足，同时还需要考虑疫情防控的因素。总之，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现在发生的简直难以置信”。
“婴儿潮”对于冰岛的短期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了。一位母亲在为她1岁孩子找白天的托育机构时犯了愁，先后找了28家托儿所，才觅得一个空位。对于未来幼儿园怎么解决，她说：“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这是所有孩子都要面临的问题。”
类似的情况也在芬兰发生。奥地利维也纳人口研究所的研究员库博特卡说：“就是从疫情开始后，芬兰生育率在持续增长。”他认为，在疫情期间芬兰封禁措施较为缓和，可能是促进生育率增长的一个原因。
福利促进生育？
张女士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生孩子是一项关乎长期的打算，而疫情对北欧民众来说，不确定性并没有增加太多，相反还增强了一些平时没有的保障。
在2021年9月挪威宣布分阶段重开边境之前，每日新增新冠确诊人数稳定在几百例左右，基本可控。虽然在重开边境后，确诊人数大幅上升，但截至目前，挪威已有73.9%的人口完成了疫苗的全程接种，疫情的影响仍然在可允许的范围内。
张女士说，和欧洲其他国家不一样，北欧民众整体而言对政府决策的配合度高，也便于疫情的管控。
张女士告诉记者，挪威民众对疫情产生担忧主要是在疫情发生的初期，随后挪威政府拿出了补助方案，100%补贴普通人因疫情造成的收入损失，之前的失业保险也只能覆盖原先80%的收入。因此，疫情对普通民众的经济状况没有太大改变。
“大家已经习惯于政府福利兜底，对未来并不担心，这为生育率提高提供了基本保障。”她说，虽然其他发达国家也提供了一定的兜底，但力度难以与北欧国家匹敌，因为北欧的社会福利已经处于高位。
张女士表示，至今挪威大多数非服务行业依然可以在家办公，省下了大量通勤和出差的时间。而因为疫情，年轻人也取消了自己的旅行计划，更多地待在家中。
“时间多出来，生孩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她说。这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原来因为事业太忙，现在闲下来生孩子的；还有一类是原来就有计划，而疫情暴发后，干脆让计划提前，在她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情况。
北欧的生育率为何成了“优等生”
虽然很多专家表示，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并没有太多关系，但在疫情期间，社会福利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育。这些福利政策主要包括经济补贴、税收优惠、假期支持和社会抚育等。
冰岛国家统计小组人口问题负责人卡尔森表示，对于北欧人来说，“在危机之中，你可以将职业生涯暂停并专注于育儿，你一点都不用担心家庭经济情况的问题”。
北欧五国都至少提供11个月的带薪育儿假。具体的金额视个人生育前的收入而定，从丹麦的53%到挪威的近100%。在冰岛，父母有12个月带薪假，可以拿到原有收入的80%，最高可达约2.8万元人民币的金额。
卡尔森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前生了个孩子，他甚至认为，这实际上对他们家度过金融危机很有帮助。不少人表示，要不是疫情，现在很多婴儿可能根本不会出生，所以北欧这股“婴儿潮”或许持续不下去。
张女士也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疫情退去后，如果生育率有所回落，她觉得也是件正常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国家都爆发过一波“婴儿潮”，然而，北欧却没有。自然，北欧在欧洲最早面临低生育率的困局。
瑞典是北欧人口最多的国家，全国人口刚跨过1000万的水平线。数十年来，瑞典的生育率呈现“W形”起伏波动。
瑞典在1968年总和生育率跌破了2.1世代更替线，而同期整个欧洲的总和生育率还维持在2.5左右。此后瑞典生育率始终处于缓慢下降的过程中，有周期变化，也有触及短暂的低位，也有回调抬升，目前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左右的水平。
在2021年，瑞典的总和生育率为1.84，和法国并列欧洲第一。此外，丹麦、冰岛、挪威这三个北欧国家的生育率均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这些曾经率先困于低生育率的国家，如今却成了欧洲稳定生育率的“优等生”。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面临着生育率低迷带来的挑战。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前景》报告显示，从1950年至2020年，全世界的总和生育率（TFR）由4.97下降至2.47，其中发达国家的相应指标由2.82下降至1.64。
在东亚，韩国、新加坡等国在经历快速人口转变后，总和生育率在本世纪初达到极低水平，韩国更是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84。
北欧疫情间迎来“小婴儿潮”3
北欧的福利是面向全体国民的，是普遍的，广泛的，人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个阶段都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
1、北欧各国都鼓励生育，生了孩子能得到政府奖励，多生多奖；芬兰的产妇享受一年带薪产假，工作岗位保留；如果产妇嫌产假太长，想去上班，丈夫则可以替她在家照顾孩子，也同样享受带薪“产假”；幼儿在幼儿园里一切免费。小学、中学、大学从学费到吃住都免费或享受高补助。瑞典鼓励学生到国外留学，占学生总数30％的出国留学生得到政府资助。全民享受医疗保险。老人有养老保险，政府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专门的公寓，有优质的护理。失业者有失业救济金，丹麦目前失业救济金每月为1800美元。
2、北欧实行福利制度最早、影响最广的当属瑞典。瑞典被公认为“福利国家的典型”，又称之为“瑞典模式”，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瑞典就对部分在职职工实行包括工伤、疾病和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险，以后又实行失业保险。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逐步完善其公共福利制度，并为教育、医疗保健以及儿童、老人的护理提供优厚的补贴。这种福利制度加上累进制的税收制度，缩小了人们之间实际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使得这个社会既不可能有人拥有一切，也不可能有人一无所有。一位美国社会学家说过：“出生在20世纪的瑞典好比是抽中大奖”。这说明，连一些美国人也羡慕瑞典的福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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